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碳中和最直接、最直觀可測的是能源、能源，還是能源。沒有捷徑可走。 5月8日下午，在“中國碳中和50人論壇”成立大會上，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、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潘家華指出，一提碳中和，森林碳匯、水稻養殖等諸多領域都熱情高漲，大有“大干快上”、喧賓奪主之勢，然而這些領域都是氣候中性碳，依靠栽樹推動碳中和勢不切實際的。中國森林碳匯一年4.34億噸，對于超過百億噸的化石能源碳是“杯水車薪”的。 他強調，碳中和的主攻方向在于能源。然而能源“雙控”要求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并不合理，他認為，應該控制的是化石能源碳排放，二零碳能源則多多益善。關于碳交易市場，他認為，由于交易成本過高、企業數量較少、易形成寡頭，碳排放長期趨于歸零，碳交易市場不可能做大做強。 潘家華指出，發達國家從達峰到中和多在50年以上，而中國只有30年，這絕非易事。那些認為隨著收入的增加，碳中和也將迎刃而解的觀點并不符合現實情況，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并不成立。 以下為潘家華題為《碳中和：不能走偏了》的演講節選（略有刪節調整）。 1、不能指望栽樹實現碳中和 關于碳中和的解讀，現在有些理解走偏了。以前對碳的關注度并不高。2020年9月以來，中國向國際社會承諾碳中和，而且在中央多次會議上要求落實。國家一句號令，千軍萬馬、上上下下都積極表態推動碳中和，這是沒錯的。但問題在哪兒呢？感覺有些喧賓奪主，非二氧化碳、森林碳匯、水稻養殖甲烷等等很熱鬧。但實際上，碳中和主要或基本上指的是化石能源的碳，其他的碳相對于化石能源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，并不是碳中和的主攻方向。 在溫室氣體排放中，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多少呢？80%。甲烷中間至少有40%是由化石能源產生的，30%氮氧化合物也是化石能源產生的。所以要抓主要矛盾，這才是正道，才是正理。絕對不要喧賓奪主，不要一說碳中和，似乎什么領域都可以做貢獻。 
現在廣為流傳的碳中和“天平圖”，實際上是錯謬的。在“天平”一側，大量排放依舊，另一側，則靠碳匯來中和。從科學上講，這是錯的，原因是：綠色植物是碳匯，也是碳源。這些綠色植物叫氣候中性碳，它們從大氣中吸收二氧化碳，最后它是生命體要死亡、要枯枝落葉，最后又回到了大氣，怎么可能是永遠的碳匯呢？ 在某一個時間段，綠色植物可以有這么一點碳匯，從長遠來看，植物碳循環是氣候中性的，不要以為，栽了樹就可以把碳給中和了，從邏輯上是不成立的。  說到碳匯，國家林草局2019年出版的《中國森林資源普查報告》顯示，我國森林碳匯一年4.34億噸，如果換算成二氧化碳，也只有12億噸。而中國2019年全口徑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是140億噸，其中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102億噸。即便是真的碳匯，要中和年總量超過百億噸水平的化石能源碳也是杯水車薪的。 所以森林植物的主要功能不在碳匯，而在可再生能源。生物質燃燒有碳排放，但是，生物可以氣化替代天然氣，生物乙醇可以替代汽油，生物型碳可以替代煤球，生物質可以直接燃燒發電。這才是森林植物的真正功用所在。 碳中和，真的不要走偏了。農業林業的碳，多屬于氣候中性碳，碳是來自于大氣中間的。牛吃草、豬食料、養殖業釋放甲烷，又回到了大氣，它們都是氣候中性的。 2、調整能源結構，不宜限制總量 碳中和最直接、最直觀可測的是能源、能源，還是能源。沒有捷徑可走。 事實上，我們需要的并不是碳，我們需要的是能源服務。煤發的電是電，光伏、水發的電也是電，兩者是均質產品，和來源沒有關系。 所以德國最初說在2042年把煤炭歸零，后來提前到2038年，現在明確2030年將煤炭歸零。德國碳中和的技術路線做得非常詳細，基本上都是化石能源，其他的微乎其微，也沒有什么大量碳匯的表述。  關于碳中和，我們的政策必須要理性。例如能源“雙控”。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干什么呢？該控制的是化石能源，零碳能源多多益善，為什么一定要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呢？如果一個地區有無限風電、光電，完全可以大力開發利用，控制總量是沒必要的。 我們必須承認煤炭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性貢獻，沒有煤炭，中國的經濟發展到現在是不可能的，但是這并不表明，煤炭還有未來，這一點是必須明確的。 關于氫能，這是二次能源，如果它是源自于化石能源，依然是高碳的，未來氫能必須來自零碳的可再生能源。  全國碳中和，是一盤棋，要協同，不可以單打獨斗。比如大西北風光無限，大西南水電潛力非常大，東南沿海是經濟重心，相對來講人口密度高，經濟活力強，陸域空間小，但是海洋風電也有很大潛力，由于可再生能源的空間和時間差異或不可控性較強，必須要區域協同，多能源品種協同。  3、 碳交易市場成本過高、前景堪憂 從國際上看，咱們是發展中國家，我們定位是非常明確的。但是在碳這個問題上，中國確實要認清我們現在不是微不足道的。我們現在的碳在全球的占比，超過1/4，2020年，超過了OECD經濟發展合作組織所有經濟體的總排放量，人均上，我們早已超過歐盟水平，正在逼近OECD人均。  實現碳中和，我們當然有難度，而且不是一般的難。因為從上個世紀70年代到本世紀初，發達國家碳達峰都是自然達峰，沒有什么人為干預或約束。我們現在是要人為壓峰、降峰，所以這是我們的難處所在。不僅如此，發達國家從達峰到中和，多在50年以上。我們總能量巨大，卻只有30年時間，所以實現雙碳目標絕非易事。  我們想著，隨著收入的增加，碳的問題就解決了。其實，不盡然。美國人均GDP超過6萬美元，歐盟、日本人均5萬美元，在碳的問題上仍然舉步維艱，中國2020年剛過1萬美元，低于高收入國家最低起點（人均12600美元），以為我們通過發展就能降低排放并不現實，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在這兒并不成立。 關于碳市場。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，市場手段很有用，但是必須要清醒的是，從長遠看，碳交易市場不可能蓬勃興旺，市場功能也很有限，因為配額交易必須要交易成本低、交易主體多。而碳是無形產品，要核查、登記、交易，眾多環節且不說尋租，更不說腐敗，正常的運行其成本就很高。而碳交易市場中，化石能源排放大戶大都是上游原材料企業，這些企業數量較少，易形成寡頭；上游企業也可以輕易將碳成本轉嫁出去。而從全球看，2050年前后，不少國家開始接近碳中和，最后碳排放大體歸零，所以碳市場不可能做大，也不可能做強。 所以，美國倡導并植入京都議定書的三大市場機制，即碳交易、清潔發展機制、聯合履行，但美國都沒有參與；歐盟在2005年做了碳交易體系，但15年來，茍延殘喘，也談不上生機和活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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